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明清易鼎的风云时期,李自成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月十九日(4月24日)凌晨,他率领大顺军破正阳门,攻入皇城,大明崇祯帝自缢煤山,大明亡国。
四月二十三日(5月28日),已继承明朝遗产的他,在吴三桂和多尔衮的夹击下,兵败山海关,退回京师。
四月二十九日(6月3日),他在北京称帝,并于次日借西郊祭天为名撤出了北京城,一路逃往西安。
就在他撤离北京后的第二天,即五月初二(6月6日),打着“驱逐流寇,为崇祯帝复仇”旗号的多尔衮,带着八旗劲旅进入北京城。
从此,天地易色,爱新觉罗氏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
李自成在占据极大优势的情况下,最终却没能成为明太祖第二,从他入主紫禁城,到最后整军撤离北京城,前后相隔仅四十二天。
但事实上,李自成在撤出北京城之前,曾是有机会一统天下的,是能够真正做到代明而立的。
甲申年的春天,山海关大战前,李自成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控制了包括京师、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的全部大明疆土,大顺军所到之处,“衣冠介胄,叛降如云”。
而北京城中,除了四十余位官员、勋贵选择举家为大明朝殉节外,其他大明旧官绅们都很明智地选择了归附新兴的大顺朝。
崇祯十七年三月的大顺朝控制范围
在这些归降的官僚士绅们眼中,大明的亡和大顺的兴,无非是由“朱家天下”变成了“李氏江山”,给谁家打工不是打,何必和自己的荣华富贵过不去。
而那位过去曾被他们痛骂为“闯贼”,如今坐在紫禁城中龙椅上的李自成,此时俨然是天下中兴之主,是他们栖身的新主人。
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爝火录》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李自成竟然败得如此之快。
站在甲申年的那个波涛迭起的时代浪尖,李自成因何而败?
现在的主流史观认为,作为社会底层起家的李自成,之所以败,是因为他于崇祯十七年正月(公元1644年2月)在西安称帝后,由农民起义领袖完成了封建帝王的质变。
正因如此,李自成攻入京师后,失去了应有的进取之心,沦陷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不可自拔,同时又过于放纵部下对百姓的抢夺和掳掠,以致京师人心惶惶,哀声一片,才导致他最后的失败。
正应了那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
但真的如此吗?
笔者以为,李自成的败不是因为他在夺取北京城后的生活腐败,他所失的“民心”可不是普通百姓的认可,恰恰相反,李自成的败在于他没有及时完成由农民阶层起义领袖向封建皇权专制化的质变,他失去的不是普通百姓的“民心支持”,而是汉族官绅的“民心所向”。
所以,李自成在山海关战役中大败之后一败再败,很快回归于零的背后真相是,他是在汉族官绅和满洲贵族的勾结下,遭到阻击和扼杀的!
事实上,自人类进入阶层社会以后,普通百姓是没有话语权的,真正掌握话语权的是统治者以及围绕在统治者身边的既得利益者,而改朝换代时真正发挥作用的就是这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称呼。
夏、商、周时期被称为诸侯,秦汉时期被称为豪强地主,隋唐时期被称为门阀士族,宋元时代称为士绅,但不管是怎么称呼,这个阶层的群体都是地主,手中掌握着古代中国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
土地,是古代王朝赖以生存的根本
千百年来,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以及社会伦理道德的不断严密,这些人构成了中国古代统治的基础,在中央操纵朝政影响王朝命脉和国家决策,在地方以宗族族长或长老的身份协助皇权维护乡村秩序。
所以,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王朝的缔造者并坐稳天下,这种机率微乎其微,大都沦为隐藏在旧王朝体系之中的野心家改朝换代的工具。
千百年来,真正从社会底层一跃成为王朝的缔造者,并真正得到国祚传承的也就朱元璋一人而已。
然而,我们大都只看到朱元璋的出身贫贱,但很少看到朱元璋在巩固自己的地盘时,对元朝基层的地主士绅礼遇有加,对社会名流礼贤下士,这才是他能够坐稳天下的根本原因。
朱元璋能够由弱到强,并站稳脚跟,和他礼贤下士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所以,哪怕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正月称帝,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机构,但其本质上依然是农民阶层反抗明朝统治的起义领袖,而不是专制帝王,为何?
因为李自成于崇祯十二年由陕西商洛山中再次杀出的时候,是以“均田免粮、输银助饷”作为革命纲领的,而这条纲领一直到崇祯十七年他撤回西安前都在执行。
换句话说,李自成在其控制的范围内,对于普通百姓非常仁慈,他不但免除赋税,还分田地,分粮食以拉拢人心,但军队要吃饭,打仗要花钱,自己的统治机构也要开支的怎么办?那就搜刮明朝官绅、地主老财的家产来弥补。
这种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的赋税方式,确实和明朝统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给李自成带来了极大的民间声誉,壮大了大顺政权的军事力量。
可惜的是,李自成没有及时转变自己的小农意识,或者说他没有及时地完成自己的阶层质变。因为军事上的力量超过明朝,使得他在轻易摧毁明朝各地基层统治的政权机构时,忽视了缙绅势力对获取新兴政权内部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述求。
而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缙绅才是当时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的支持与否,对大顺政权管辖区域内的稳定和巩固有着至关性作用!
缙绅,既是旧王朝的掘墓人,也是新王朝的支持者
正是李自成本人及他的谋士们缺乏对社会人心的洞察力,和及时调整政治革命口号的战略眼光,在夺取北京城后,仍然以农民阶层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统治辖区内依然采取“追赃助饷银”的政策,从而对官绅、地主们进行打击、压迫,使得已经归降的官绅、地主们对大顺政权失去了归属感。
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永年县志》
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灵寿县志》
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桚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历城县志》
夏四月,逆闯伪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赀助饷,各五百金,勒限追比。——《阳信县志》
阳言蠲赀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邹平县志》
追赃助饷的背后是李自成和明朝官绅之间不可调节的矛盾
地方上如此,京师更是如此。
勋戚、文武诸臣奎、纯臣、演、藻德等共八百余人,送宗敏等营中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藻德遇马世奇家人,泣曰:“吾不能为若主,今求死不得。”——《明史》
这一桩桩一幕幕,无不在说着一个事实,李自成的追赃助饷政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大顺政权的稳定。
在一次次的无止境追赃助饷中,那些原本已经归降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们眼见在新朝安身立命的希望破碎后,又都回到了李自成的敌对面,成为吞噬新生的大顺朝的最坚定力量。
趁你病要你命。
故此,在李自成退出京师后,大顺政权辖区内的地主士绅们,立即拉起武装,推翻大顺的基层政权机构,以“匡复”大明。
正如时人所说,李自成是不得“人心”的 ,只不过他不得的是官绅、地主的“人心”,而非百姓。
尽管李自成业已称帝,大肆封爵,也夺取了大明的天下,但在官绅、地主们的眼中,其所作所为在本质上依旧是流寇而已,根本无法和史上历代开创新朝的帝王相比。
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豫变纪略.卷六》
明末农民起义
当然,失去明朝体系中的旧官绅、地主们的支持,是李自成失败的政治因素,也是其根本原因。但实际上,造成他失败的因素远不止这一点。
不过,我们需要清楚的认识到一点,站在史学的角度,不能因为李自成称帝了就认为他的阶级身份发生了质变,就对他的革命性不认可。
事实上,大顺政权能够打出“均田免粮”的旗号,也能够将”“追赃助饷”的政策贯彻到底,这就意味着他的本质是没有变的,依然坚定地维护着农民阶层的利益没有动摇。
推翻明朝统治的依然是农民军,其领导人叫李自成。
所以,“闯王进京”后的奢靡生活导致了新生政权大顺的败亡,以致于把汉人的江山白白送给了大清朝,其实也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李自成的误解。
其实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总结李自成失败的因素是最为彻底的,说的是:我党绝不做第李自成。其实毛主席当时说这话的意思是告诫当时的共我党人士要戒骄戒躁,保持作风,切勿沉迷于享受中等,......